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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深情凝视这「二十二」道沧桑

鲸奇网2020-10-22
我已经很久、很久、很久没在电影院里看一部没人聊天、没人看手机、没人吃东西的电影了。我想很多年后,我还会记得这一场电影,记得那个无声的下午,记得那种浸泡在冷气里的安静,安静到可以听到喘息声、叹气声,可以听到隔壁

 

我已经很久、很久、很久没在电影院里看一部没人聊天、没人看手机、没人吃东西的电影了。

我想很多年后,我还会记得这一场电影,记得那个无声的下午,记得那种浸泡在冷气里的安静,安静到可以听到喘息声、叹气声,可以听到隔壁的《战狼2》,还在连连的炮火声中向新的票房记录冲刺。

这部电影,是《二十二》。


 

它是一部关于「慰安妇」的纪录片。

为什么叫二十二?

这个数字,不是年龄,而是人命。

在抗日战争期间,至少有20万的中国妇女被日军俘虏,沦为性奴。

到2012年,幸存慰安妇的数量已骤减至32位,同年,导演郭柯拍摄了一部纪录短片《三十二》,首次将镜头对准这个敏感的群体。

到2014年,幸存者继续减少,仅存22位,于是有了郭柯的这部纪录长片《二十二》,这也是首部在国内公映的「慰安妇」题材电影。

而到上映后的今天,你知道幸存者还剩下多少吗?

8位。

是的,只有8位了。

可以预见的是,这个数字不会停下,仍将继续减少。直到某一天,它会停在一个永恒的数字上,不再变化。

那个数字,是:0。

趁着数字还没有归零的时候,记录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「生命的温度」和「记忆的分量」,就是《二十二》这部纪录片最大的意义。

话不多说,我们先静静端详这些面孔:









在她们的脸上,你看到了些什么?

苦痛?惆怅?抑或天道不仁慈?

很惭愧,我很想一一记下她们的名字,但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,竟还是忘了。

失忆,是罪过。



我只记得那个叫毛银梅的韩裔老人,十几岁时与亲人离散,后被日本人带到中国,谎称是去工厂做工,实际骗到战区,做了慰安妇。

镜头前,她说起那些几十年没有说过的日本话:“欢迎光临!请进!请坐!”这些都是日本人教给她迎客的敬语,这么多年过去,还是记得那样清楚。

战后,她逃到了湖北孝感,再没有回过故乡。可是,她最爱唱的还是故乡的小调《阿里郎》,用她那苍老的声音:“阿里郎,阿里郎,阿里郎呦,我的郎君翻山越岭路途遥远。你真无情啊,把我扔下。出了门不到十里路你会想家。”

她还说,这是一首情歌,讲的是爱人要离开了,妻子不愿他走。


 

我还记得那位叫林爱兰的老人,这么大年纪了,脸上还是写满了倔强。

当年,她被日本军官抓去,逼婚,她佯装同意,却伺机报复,后被送进了慰安所。

做了慰安妇的她,仍没有放下这份倔强。直到受尽折磨,失去生育能力,还被日本人挑断了腿筋,成了残废。那一年,她还不到18岁。

被解救后,她一生未嫁,回到老家,独自住在养老院。因为行动不便,她每天的生活,就是坐在门口张望,从上午坐到中午,吃午饭,再从午后坐到晚上,吃晚饭,回屋去睡到天亮。

见到电视上播出日本兵的画面,她还是会操着临高话破口大骂;她最珍惜的东西,是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,为了保护它,老人在床头挂了一把刀,说是“如果小偷进来,我就拿刀砍他。”

倔强的性格,还是没变。



我还记得那个叫李爱连的老人,笑起来特别慈祥,就像是邻居奶奶一样。

17岁那年,她被来村里扫荡的日军抓去,关进了慰安所,受尽屈辱。

如今,她在老家,和儿子儿媳同住。每天最开心的事,就是和小孙子一起看电视,看《西游记》,一遍遍地看,还是看不烦;她还收留了很多流浪猫,就放它们在院子里,每天,她还会按时喂食,按儿媳的说法:“她把最好吃的,都给猫了,猫不吃的,才自己吃。

老人也不争辩,指着一只黑黄斑纹的猫,说道:“你看它那肚子,鼓鼓的,准是怀了猫仔儿。”


 

就是这样,所有伤痛、所有苦难都隐没在日常生活里,不见踪影。

这也是我看这部纪录片时,最深刻的感受。

它本可以把伤口撕开来,供猎奇者赏玩;本可以故意挑起仇恨,为民族主义寻一个爆发的支点;它更可以把那满身血污的往事一一历数,赚尽泪水。

可是,通通没有。

我们在镜头中看到的,更多是沉默、是背影,是时间静静的流逝。

正如海报上的四个字:深情凝视。

或许,这是我们面对一份过于汹涌的悲情时,仅有的一种注视方式。

不施舍,不冒犯,只是温柔地陪伴。

这是作为另一种幸存者的我们,理应保有的一点慈悲。



时间无情地走啊走,走过门前的那棵大树,留下细细碎碎的剪影;走过青烟缭绕的山村,种下青草与荒草;走过看不见的风,走过听得见的雨;走过所有沉默的人,看她们坐在黑暗里,静静耗干残存的年华。

我很庆幸,这部电影在所有该沉默的时候,都坚定地选择了沉默。

比如,在毛银梅老人讲到日本人犯下的罪行,回忆到了深处,她突然摆手说,“不讲了,不想讲了,我身体受不了。”

于是,镜头就随着她一起沉默。



比如,在林爱兰老人,讲到自己是怎样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日军绑住手脚,扔进湍急的河流,突然痛哭失声。

没有人再追问,而是和她一起流泪。



还有,当李爱连老人抱怨起其他记者,“每次问那些问题,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女,我怎么说得出口。”

或是说起,“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”。

那一刻,你就会明白,原来,你所期望的「讲述」,对她们已是「残忍」。



看到很多影评人,都在说这部纪录片素材太少,对人物挖掘不够,或是主题不够深刻…

站在绝对理性的角度,这些问题我都承认。

可是,这一次,我却没办法苟同于理性。因为我觉得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,比理性更可贵,那便是懂得在什么时候,暂时放掉理性。

理性,或许可以触及真相,可以追逐真理。但是,理性,也可能咄咄逼人,成为二次伤害的制造者。

过度的理性,就不再是真诚,而是冷漠。

本片的剪辑顾问是廖庆松,他是侯孝贤的御用剪辑,曾经剪过《童年往事》《恋恋风尘》《悲情城市》《刺客聂隐娘》等影片。

在看过粗剪的影片后,廖庆松不太满意,奉劝导演,“你要改一改,加入一些史料进去,否则很难打动人。”

但郭柯仍然坚持,“廖桑,我就是一个30多岁的新导演,我就想要这样一部影片。你就当年轻人犯错,你帮我‘错’得浪漫一点吧。”

最终,廖庆松妥协了,他选择放下自己的理性,尊重一个年轻导演的选择。

这才有了这样一部特别的纪录片。



而作为一个观众,我也只想静静欣赏这部电影。欣赏那一幅幅沉默的画面,欣赏那一个个欲言又止的时刻。

只见镜头不断地横摇,扫过光影斑驳的墙,最后停在她们的脸上。那些脸孔,已被岁月雕刻得如此趋同,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时间留下的痕迹,甚至是,时间本来的样子。

难道,你从这些沉默里得到的真相,还不够多吗?

难道,你从这些皱纹堆累的脸上,还没有看到关于「活下去」的永恒真理吗?



在影片的最后,这些老人留下了她们的话。

其中最为动人的一句,是韦绍兰老人说的:这世界真好,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。

黑底白字,亮堂堂地印在屏幕上。

我盯了许久、许久……直到闭上眼,还能看见它们。

作者:子戈  独立影评人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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